陈葆棣是著名花鸟画大师王雪涛的入室弟子，前后从师有十六个年头，是跟随恩师时间最长的学生之一，也是恩师最得意而屡加揄扬的高足。王雪涛不止一次地断言：“葆棣写生画得好，将来必有发展。”这里虽不排除老师对弟子的厚爱和奖掖成分，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陈葆棣自踏入师门起，就承继了师辈“写生”的优良传统，而且画得确实不同凡响。显然，这也是对“名师出高徒”之说的印证。

　　王雪涛是现代花鸟画坛的大家，他的小写意花鸟画是继任伯年之后的又一高峰。他的画笔墨精湛、造物生动、灵秀多姿，自成一体。其雅逸艳丽之画风，在当代堪与比肩者为数不多。能够作为王雪涛的学生，陈葆棣是幸运的，他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优越条件。可以说，陈葆棣一直是在大师的羽翼下，亦步亦趋地走进花鸟画的艺术天地。自从“老师领进门”的那时起，他算是找到了自己的领域和途径，并开始了充满艰辛和乐趣的探索。他的起点是很高的。他没有先从临习古人下笔，而是从大师那里入手，采取适合自己的“逆推法”。即在深入研究王雪涛笔法、墨法、色法、章法、写生法、造境法的基础上，溯源而上，追及王梦白、吴昌硕，而后任伯年、陈白阳，直到唐宋花鸟画源头。这也是陈葆棣不同于他人之处。他沉醉其中，忘情啜饮，一面清醒地比较，一面理性地分析。他首先看到了“写生”和“寓兴”两大优良传统，这也是花鸟画艺术的文化品质与民族气质所在。这里的“写生”，并非今天的“对物写生”，而是在追求“似”与“真”的前提下，表现对象的生命与特质，使其栩栩如生。这里的“寓兴”，也是反对被动地描花绘鸟，而是强调观察对象时心灵的触动，进行创作时感兴的寄寓，唤起观者类似的生活感受。他看到了这两大传统围绕着的是一个根本问题，即变现实美为艺术美，变自然美为社会美与自然美的交糅。唯其如此，中国花鸟画才可以成为培养人的高尚审美情操与生活理想的高级艺术。

　　王雪涛给予他的影响是直接的，但陈葆棣也未负师望，而是扎实地继承了王雪涛能够反映传统笔墨发展以及具有某些共性特征的笔墨技法。然而，他体悟更深的还是王雪涛在强化两大优良传统时，所显示出的个性特征：其一是取象单纯化，即尽可能地删略环境，突出主体描写。其二是造景诗情化，即追求“超以象外”，往往借助联想与想象构筑充满感情色彩的诗境，务求“画外有情”。其三是表现手段的格律化，即运用一定的程式化手法造型、敷色、布局，体现一定的笔墨美。在陈葆棣以后的创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确实领悟了王雪涛花鸟画的奥秘，并循此路实现着个人的风格化。其实，在他的老师作品中，陈葆棣已经看到了师法自然的创造力，看到了“取象不惑”而产生的“象外之意”，传其心声。他在古人和老师之间找到了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形真、境阔、笔墨新”。这是陈葆棣对他老师的理解，也是他在花鸟画领域探索的方向。他必须从王雪涛的庇荫下走出来，画出自己的形，自己的情，自己的笔墨，想到这一点，他的眼前有了路，这条路已逐渐清晰。

　　在陈葆棣看来，“形真”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花鸟自然属性的“形真”；二是指画家状物言志的“情真”。前者指他重视写生和造型，努力从写生中获取创造形象的源泉与能力；后者指画家的心灵感受和入世的人生态度，包括对生活与艺术的真挚情感，从而激发艺术创作的冲动。

　　陈葆棣花鸟画所追求的“形真”，绝不仅仅是“对花临写”、照相式地对自然的机械模拟，在他的绘画思想中，主要是指对所画对象的深入观察、体验、玩味，是指生活的积累和感受。面对自然物象，创作主体在绘画创造过程中并不仅仅以悦目、象形为满足。它之所以成为赏心乐事，根本在于欣赏者在花鸟中发现了欣赏主体，进入了充满感情色彩的艺术想象。人们善于把握花形鸟态与人类的联系，特别是与人们思想感情品格情操的联系，诗歌中的“芙蓉如面柳如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说明了这一点。当花鸟画仅仅以现实花鸟的代用品的价值进入图画之际，意味它尚未成熟，只有当画家意识到中国花鸟画有必要以更高于现实的面目及更有力的手段来寄寓审美理想，表达审美感情，抒发审美意趣的时候，以自然美为对象的花鸟画才具有了艺术美的价值，花鸟画的创作才真正成为自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体现了陈葆棣花鸟画“形真”的真正内涵。

　　在“形真”的问题上，必然要碰到“写形”和“写神”的问题。在这点上，陈葆棣坚持了“以形写神”的优良传统。对待“形”有“似”和“不似”两个类型，他是主张“似”的。因为“神”是寓于“形”的，正如恽南田所说：“唯能极似，乃称与花传神。”在这句话里，陈葆棣赞赏“与花传神”，却不主张“极似”的观点，而认为恽南田又说的“甚似则近俗，不似则离，唯能通笔外之意，随笔点染，生动有韵，斯免二障”这句话说得很全面。不能把“似”或“不似”作为评判作品好坏的标志，不是越似越好，也不是“不似”也好，只有“得笔外之意”即“生动有韵”才是好。显然，陈葆棣把“得笔外之意”作为解决“似”与“不似”的矛盾的一把钥匙。这就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艺术的本质美所在，因为“似”也好，“不似也好”，或者“似与不似之间”也好，这些都仅仅是“写形”的问题，而作为艺术，它还有比“写形”更高的东西，那就是“神”和“韵”。

　　“与花传神”是陈葆棣花鸟画“形真”的追求，也是他花鸟画的显著特点。这是基于对中国传统的艺术观“气韵生动”的深刻领悟，形诸画幅之中，是对“气韵”、“神似”不倦地追求和独特的表现。他特别善于捕捉描绘物象的神情姿态，无论是花还是鸟，下笔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则更注重从动静和节奏上来写神传情。展开他的画卷，我们看到的是牡丹花间的蝶舞、荷塘水中的游鱼、桃花丛中的飞燕、藤萝枝上的莺啼、竹林中的雀跃、芭蕉下的鸡鸣，陈葆棣的花鸟，总是将花卉和禽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静中有动，动中寓静，绘声绘色，把花鸟画得“绰约便媚，因风指舞，乍低乍样，若语若笑”（《瓯香馆集•虞美人》），达到“生动有韵”的境界。

　　古画论中有“传神难，传韵更难”（《画跋》）之说，因为“传神”从根本上说，仍是一个如何反映客观世界的问题，是在形似之上更高一级的水平上反映对象的内在本质。而“传韵”则要求表现画家所感受到的在形象之外的一些东西。也就是说，“神”在形象之中，“韵”在形象之外。所谓花卉的“韵”，就是花卉总体的审美表现，是花卉本身审美诸因素的综合的美感。这种难以把握的“韵”，实际上属于用形象表现画家主观世界的问题，也就是前边所说的“情真”问题。犹如生活本身那样丰姿多采、争奇竞妍，陈葆棣一往情深地驱遣着自己的笔墨，潜心于现实生活之中，游目骋怀，广撷博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尤其是理性意义的情感表现出来，进入了物我相忘的境界。画家的思绪情怀总是与花鸟的形象融为一体，画面上处处跃动着生命的活力与生机，是画花鸟，也是画人。